復和的尋索

邱清萍

新約教會在種族、經濟、性別三方面有嚴重的階級觀念及歧視的問題是無庸置疑的。否則保羅就不會說：「但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來到…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並不分猶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為奴的、或男或女。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，都成為一了。」（加三23-28)

基督的救恩不只帶來男女個人與神的和好，也使男女彼此和好。這和好不只消除不公與敵對，也藉著互補促進完整和合一。

可惜千年來教會仍常在新舊模式之間徘徊，尋尋覓覓，有時能夠衝破文化傳統的枷鎖；有時又滯留在狹隘的偏見裡，使男女合一的模式若隱若現，有時似乎實現了，有時又不見了。

初期教會──復和的真理與文化衝擊

初期教會不但繼承了以女性為「不潔、次等和邪惡」象徵的希伯來文化，也深受當時希羅文化的影響，認為女人把罪惡與死亡帶入世界。柏拉圖看女人為男人的附庸；亞里斯多德則看女人為不健全的人，是「有缺陷的男人」，所以應聽命於男人。這些思想也影響了教父和早期的神學家，例如奧古斯丁認為只有男人才擁有神豐盛的形像，女人要憑藉丈夫才有神的形像等，從而也影響了世世代代的神學思想。

在這種男優女劣、男主女從的觀念下，男人可以三妻四妾，而女人若是不貞，不但被休，還可能被處死。女人沒有機會受教育，她們的見証不可靠，又不能在公眾場合發表言論。然而，教會是由一群因耶穌救恩而生命得以更新的門徒組成的，他們不但信耶穌，也效法主的榜樣處理各種問題，其中也包括對婦女的態度。主在世的時候，曾多方突破文化屏障，尊重和善待婦女。

難怪後來福音傳到的地方，女人的地位都被提高；信主和熱心事奉主的門徒中，也有不少婦女。可是，女人得到的這些「新的自由」，有時會被看作是「縱容」；而另一些女人又會誤用這些自由，走向極端，以致使徒在書信中提醒她們謹守自己，免得福音工作受虧損。

使徒行傳第二章記載教會誕生的時候，門徒首次被聖靈充滿。神就藉著彼得宣告新時代的來臨，神的靈要澆灌祂的僕人和使女，他們就要說預言（徒二18）。在新時代裡，聖靈隨己意，將恩賜分配給人，不分男女，他們的責任就是忠心地使用和發揮這些恩賜。

初期教會的姊妹事奉是多元化的。當時不少家庭教會都是由姊妹開放她們的家和負責接待的。除呂底亞外，還有革來氏（林前一11）、寧法（西四15）、以及馬可的母親馬利亞（徒十二）。很多時候，負責接待的家庭要負起某種領袖的角色，保羅勸信徒要順服他們（林前十六15-16）。

此外，腓利的四個獨身的女兒，都是說預言（等同講道）的女先知（徒廿一9）。女門徒百基拉與丈夫一同教導、栽培聖經學者和有傳福音恩賜的亞波羅（徒十八24-26），在當時社會這些都是破天荒的事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保羅曾經與以上兩個家庭同住一段日子。如果婦女不應講道或教導男人（正如一些人對提前二12及林前十四34的解釋），保羅理應指出百基拉和腓利女兒的錯誤，甚至禁止她們，但他卻沒有這樣做。

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中，對姊妹公禱及講道顯然沒有異議。他注意的焦點是她們的裝束（蒙頭）問題，而不是角色問題。他在第十四章所關注的是崇拜秩序的問題，顯然有些婦女在不適當的時候說話騷擾了聚會，所以他要她們「閉口不言」，正如他在前文要那些在不當時候說方言及作先知講道的人「閉口不言」一樣（第28、30、34節）。至於提摩太前書第二章，保羅所關心的是：有些姊妹尚未好好受教就為人師表，結果陷入旁門左道，甚至導致一些弟兄也偏離真道（第11、12節）。

其次，腓立比教會有兩位姊妹友阿爹和循都基，保羅稱她們為「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和我一同作工的」。在羅馬書第十六章，保羅又提名問候二十七位同工，其中有七位是姊妹。提名舉薦的第一位也是姊妹，她就是堅革哩教會的女執事（diakonos)非比，顯明了女執事是一個正式的職份。

在名單中，還有女使徒猶尼亞 (Junia)(第七節)，保羅還說她是「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」。著名的教父屈梭多模（Chrysostom）曾這樣提及猶尼亞：「這位女人的委身是何等的偉大，竟然配得上使徒的名稱」。

新約教會是一個色彩繽紛的教會，無論從種族、經濟條件、學識、宗教與文化背景來看，都是多元的組合，有男有女更不用說了。作為一個愛的群體，聖經把這些差異比作肢體的配合，是相互式，而不是階級式的（參林前第十二章）；是彼此順服（弗五21），而不是管轄壓制（提前二12、彼前五1-4）。

聖經也沒有將這些差異作優次的排列，例如外邦人次於猶太人、女次於男等。保羅提到彼此服事，也沒有教導說那些是弟兄的恩賜，那些是姊妹的恩賜。

可是在有罪的社會裡（包括教會），差異往往成為「強者」（佔優勢者）忽略、歧視、甚至壓制「弱者」的根據；為了鞏固既得的利益與地位，強者又會假 借天命絕對化自己的權力與角色。因此，聖經常教導那些佔優勢的人，無論是丈夫、教會的領袖、老闆或一切「在上」的人都要多學習「捨己」（弗五25，太二十26-28）。

原來，「捨己」能防範強者自我膨脹的危險，也是實現他們得優勢的初衷，就是為愛而服事他人。

歷代教會── 復和的真理與傳統衝擊

在教會歷史的長廊裡，姊妹似乎多處於被動與邊緣的角色。但是留心觀察，卻又發覺不同時候都有一些姊妹不受文化與傳統的限制，破繭而出，貢獻所長。如愛士婷（Roberta Hestenes)就曾提出歷代教會對待姊妹事奉角色的三部曲：

按生命恩賜分工

在教會開荒時期、或復興運動初期，姊妹與弟兄並肩作戰，不以性別分角色，大家按所領受的恩賜事奉，同心建立神的國。工作建立後，教會往往便進入第二個階段。

按資歷、銜頭分工

姊妹既沒有機會受神學教育，又不可以按牧，就漸漸被推往邊緣，無份參予教導、講道或領導的事工，只能做一些支援的事奉。當教會開始組織化和機構化的時候，就進入第三個階段。

按名氣與地位分工

此時所注重的是體面的問題、是如何在宗派間維繫聲譽與地位的問題。領袖生命的成熟、恩賜及工作的果效已經不太重要。

教父時期，特別在起初三個世紀，姊妹事奉的空間相當廣闊，有服事窮人，照顧被囚與受害的；也有當執事、長老、甚至監督的。從當時留下的圖畫，看到有姊妹主持聖餐、教導、施浸、照顧病人、領禱等。但到了第四、五世紀，教會與政治結合，漸漸注重權勢，又效法當時的世俗，將女人的差異看為次等的品質，認為她們不適合公開的事奉。特別有幾個會議（老底嘉、迦太基、奧蘭治等會議）大大限制了原初姊妹事奉的範圍，例如不能當教會的負責人或牧者、不可施浸、不可按立為女執事等。

人因自大與偏執而阻礙了神的作為，可是中世紀時期，神卻在修道院裡為姊妹開了又闊又大的門。獨身的姊妹在女修道院裡，可以不受妻子和母親角色的限制，有機會研究聖經、講道與教導；主持行政或在社區中主辦許多救濟、慈善事業。但在地方教會裡，原自舊約祭司傳統的神父觀念漸趨制度化，把「聖職人員」與「平信徒」分成高、低兩個階級；又因舊約沒有女祭司，姊妹遂全部歸入「平信徒」的階級，事奉空間自然也受了限制。

雖然更正教運動恢復了信徒「人人皆祭司」的真理，在實踐上其實是「每個男信徒皆祭司，女信徒則不然」。馬丁路德為了消除天主教對婚姻的消極意識，便特別強調家庭的重要，大事推崇妻子與母親的角色。但還是將姊妹的貢獻局限在家庭裡，加爾文和諾克斯都認為女人最大的貢獻是順服男人。當時，天主教怕女人有「不當的行為，成為改教者攻擊的把柄」，便決定只有弟兄可以牧會和執行「屬靈事工」。

十八、九世紀在英、美的大覺醒運動中，許多地區的火燄是在祈禱會中燃燒起來的，而婦女往往是推動、主持及參予祈禱會的主力。姊妹又創辦和主持了許多志願服務的機構和福利事業，又發起主日學運動、及組織海外宣教差會。宣教工場帶給姊妹前所未有的事奉機會，宣教士中有三分之二是姊妹。在工場上，姊妹貢獻恩賜、開荒建立教會；有些又講道、又指揮工作。

可是，一回到母會述職，就被排擠不能講道。而工場事奉一旦上了軌道，有了組織與制度，又會有人以「姊妹不宜任領袖」為理由，將她們邊緣化。這種雙重標準不但傷害主的使女，而且有損復和真理的光輝。

華人教會的尋索

起初，基督教傳入中國，為婦女帶來兩種解放：一是廢除纏足，是身體的解放；另一是興女學，乃心智的解放。教會並興辦育嬰堂，收留被遺棄的女嬰，批判殺女嬰的事；又成立濟良所，營救娼妓，幫助她們發展正當的謀生技能。

當時，國家動蕩不安，有識之士如梁啟超呼籲好好發掘與運用國家一半人口（女子）的人力資源，人盡其才，以為強國之道。可是教會為了天國，不但沒有類似的呼籲，還多方限制姊妹的事奉。在中國解放婦女千年纏足陋習的同時，教會卻繼續把基督身體的一些手腳纏起來，真是令人唏噓！

結論

社會學家韋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：在差不多所有的宗教運動中，姊妹的領導角色隨著運動的穩定化而收縮。在運動初期，姊妹有領導恩賜是屬靈的象徵，盡加使用；運動一旦上了軌道和規律化，這些恩賜便成為可恥的，應趕快收藏起來或干脆否認它們的存在。

有一次，我被邀請在一個大陸學者的查經班，主講「聖經對女性的看法」。原來，其中有未信的學者在追求真道的過程中，發現教會的教導及實踐對女性有歧視與不公，一直不願決志信主。

講座結束後，有一位女士很感激地說：「現在我才明白神沒有歧視女性，而是人的軟弱，我可以決志和受洗了。」唯願我們在兩性互動上，活出愛的樣式，讓復和的真理落實在教會的生活和事奉中。

（本文取材自《還我伊甸的豐榮》第四部第七章）